也许从来没有这样的时间(我们曾经的时间)

林州

韩栋的小说《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知青变形记》最近以“时代三部曲”的名义出版。命名为“s”是有意义的，它重叠了故事、写作和阅读的时代，包含了历史记忆、文学创作和当下经验之间的互动、纠结和建构，最终完成了一个文学的抽象。当然，这个抽象的时代形象是有具体的故事支撑的。韩栋在农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随父母被送到苏北，是故事素材的主要来源。

第一个《扎根》最有自传性。小陶的家庭是从南京分散到农村的，从明显的不适到逐渐的融入。小说的叙事从少年小陶的视角，逐渐展现了最常见的琐碎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盖房子，养狗，谈恋爱，看电影，家人的家丑，邻里关系，家庭隔阂等。所有这些都或松或紧地与那个时代的劳动改革、阶级斗争和时局变化交织在一起。但即使说到迫害(如小陶母亲被隔离审查，侯大爷在狱中生活，老陶被开除党籍)，似乎也并没有改变日常的生活节奏，只是增加了一些刺激而已。现在的人常常觉得“时代的一粒灰落在头上就是一座山”，但在《扎根》年里，你会发现时代的重量在日常生活中变成了浮尘。

如果说《扎根》是风俗画，那么《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就是英雄传奇。红军中的人物朱，用电打仗，上刑场看杀人，替朋友出头摆平县里的狠人，晚上在雪地里打猎，带领战友突袭敌人.他梦想在部队里战斗，在战场上战死，杀光人民，为国捐躯，死而无憾。这个梦想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却生不逢时。随着世界的变迁，逐渐腐朽，发酵，变质，最后导致自我毁灭。人物心中特别简单而永久的东西，折射出时事的变迁，凸显出生命脆弱而迷茫的一面。特别是在最后几章中，朱宏钧与“我”断绝关系的叙述充满了一种超脱和悲伤的感觉。

三部小说中，《知青变形记》的故事最为荒诞。这个故事只是《扎根》中的一点线索。3354小陶偶尔在街上看到人武部发的通知。一个知青被判强奸生产队的牛，破坏春耕生产。现在这棵幼苗已经长成一棵大树，知青有了罗这个名字。就在罗因为上述指控而面临枪毙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村里长辈决策，生产队长操作，让被蒙在鼓里的罗充当了范伟国，把死去的范伟国当成了死于人民的反革命罗了。于是罗成了范伟国，和他的遗孀过着天伦之乐的生活。从一个城市的知青，渐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种身份转变显然是不自觉的，但最后的结果是完全自主选择——。他有机会变回自己的身份，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但最后还是放弃了，真正“扎根”在农村。

当然，这些故事可以说是属于过去那个特殊的时代，是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并且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忠实于这段历史的叙述，是历史写作的责任，也是历史的期待。与历史写作相比，文学已经对这个特殊的时代做了足够多的再现。40多年来，无数人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文学形式写作，与这个时代相关的“知青题材”、“伤痕小说”、“反思文学”等概念被写入文学史课程。那么，韩栋的小说是对现有谱系的贡献吗？在我看来，“时代三部曲”的主旨不在这里。正如本雅明所说，“把现有的东西变成瓦砾，不是为了瓦砾本身，而是为了穿过它的道路。”韩栋的这种写作是一种破坏性的表达。它没有悲伤和乡愁，没有指责或反思的意图，也不承诺还原或见证。而是更关心我们能否以及如何去体验和感受那个特殊的时代，最终把它当成我们每一个人都身处其中的时代。换句话说，这些故事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也是关于讲述和阅读的当下。

在对这些小说的阅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人物的命运与特定时代的关系并没有被当作一种因果和再现的关系，而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的关系。当然，韩栋并不是从观念出发来成就这种小说风格的，而是用一种历久弥新、成熟迷人的语言，用一种既没有炫耀之意，也没有斧凿痕迹的叙述，把我们带入故事的曲折，让我们平静地感受到一个个体的日常生活，就像我的技术工人帮助一头牛，或者把一笔财富带进一股风。

无常。它们当然都烙着时代的印记，但当这些印记铭刻于故事的血肉之躯而难以两相分离的时候，当我们随着精心设置的、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去感知和辨识这些印记的时候，其间包含的个体与集体、记忆和遗忘、过去与现在、具体和抽象、伤感和冷峻之间形成的矛盾就凸显出来。年代三部曲的叙事没有企图去消解这些矛盾，反而以之形成了叙事的张力，构成一种在底部支撑着叙事的情感模式，就像韩东的那首《温柔的部分》，开头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生活中温柔的部分”，在经过具体的展开后，结尾到达的是另一种情绪：“这里永远怀有某种真实的悲哀/就象农民痛哭自己的庄稼”。

在直观层面，这些小说极有耐心地落笔于小事。譬如，即便是罗晓飞如此重大的人生变故，其命运转折的关键时刻，也都是从他当时身处小屋，被为国的妻子脱掉衣服时，充满模糊、困惑、尴尬的感知，一点一滴地展开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小说追求琐碎而纯粹的客观，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太主观了，它想让我们从另一条路——“那条穿过瓦砾的道路”——返回那个特殊的年代。平静乃至冷漠的语调、极俭而精确的言辞里，是外部可视现象的直接呈现。这可能令人一时有枯涩之感，但当你顺着细节的指引，触摸其纹理和质地时，便会感知到人的生存中细小而不间断的冲突，瞥见人的情感和心理的活跃，沉闷也就不期然地一扫而光，即便是最日常、最“低级”的琐事，也具有震撼与感动的力量。

韩东小说中那些普通人物的故事，那些精确的细节，当然关联着历史的整体存在，是那个特殊的年代具体而微的投影；但是，对它们的讲述和刻画，却不是为了再现一段历史，也并非以局部颠覆整体，毋宁说，它在以小说的叙事将历史上特殊的年代转化成一个文学上特别的“年代”，一个以其自身的密度构筑起的诚实而坚硬的世界。地质学有个概念叫变余结构，指变质岩中由于重结晶作用不完全而仍然保留的原岩结构，因此它对查明变质岩的原岩类型具有重要意义。我想，韩东关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小说叙事便是这样一种“变余结构”，对它的打量与触摸，便可激活对那个年代的感知、想象和重构，如此，那个特殊的年代变成了所有阅读者的年代，铸成为一个富含隐喻的杰构，向所有的时空释放其能量和光芒。

责任编辑：韩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