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另类污染故事

　　在香港走过尖沙咀海傍，见一报摊上竖着一块小纸牌，上书﹕禁止行人问路。心中窃喜，问路也可以禁止，难道问路会遭警察抓去吗？如果用请勿问路就贴切了。这一带是中外游客的旅游旺区，可能那报贩整天被游客问路而心烦，于是竖牌禁止。

　　

　　香港人的中文确实是差。那些主流报纸，用半粤语半国语（普通话）写的新闻，除了香港人以外，谁还能读懂？就连政府每年推出的《施政报告》，也时有错字别字，去年的那份报告，恢复变成恢愎，书籍变成书藉、人士变成人仕。香港的银行文件、律师行文件常常写有一切以英文为准的字句。此句是香港殖民地时期留下的烙印。香港的大学教授都不能用中文写学术论文，学者常常抱怨学术界歧视中文。

　　

　　如果对香港这一特区还情有可原，那么去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在任何一家酒楼餐厅，也都找不出一份没有错别字的菜单，目鱼（墨鱼），海蛰（海蜇），波菜（菠菜），九菜（韭菜），比比皆是。错字招牌也随处可见，大红灯笼错成大红灯茏，舞厅错成午厅，广告的用词，电视剧的字幕，也是经常错得离谱。这无疑是城市文化的另类污染。

　　

　　让人哭笑不得

　　

　　北京一位名满南北的大牌明星，登临上海歌台，一曲终了，她要感谢指挥陈燮阳，不过，一句感谢刚才陈变阳先生的精彩指挥，燮换成了变，竟引得满场哄笑。艺坛一位大牌的腕儿，在酒桌上附庸风雅，左一声刘海栗，右一声刘海栗，左邻右舍，起初还没听明白，后来才意识到，他说的是开中国人体写生先河，晚年十上黄山的如雷贯耳的刘海粟，令人哭笑不得。

　　

　　如果说，这些明星腕儿是唱歌的，胸无点墨虽不能原谅，也就不作苛求。但早一阵，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家施蛰存病逝，至少有八成的传媒，甚至是主流的权威报刊，报导中一而再称他施蜇存，此蛰是虫类在冬天伏藏不动，而那蜇却是水母海蜇。一份标榜为权威的社会科学类报纸，在第一版上的大字标题，出现闻名海内外的北京经济学家董辅仁一词，这位大经济学家应该是董辅礽。一家读者心目中颇具声望的传媒，请文史机构的专家撰文纪念一批泰斗，文章中竟将王个簃错成王个移，而林风眠错成林凤眠。

　　

　　有人说，这或许是文化不高的计算机码字小姐所误，那编辑呢？主任呢？主编呢？不可能都不审稿读版吧。

　　

　　今天的成年人，识字不多，辨异能力下降，更令人担心的是儿童少年，他们是中国文化的未来。河南郑州组织一次作文比赛，一篇小学生作文共600字，竟然用了72个死了，如热死了、乐死了、烦死了、累死了，词语简单，毫无文采。郑州第八中学初中一年级一位语文老师，对三十篇《我爱我家》的学术作文作过一项统计，发现学生用的词不超过200个，成语和俗语很少用，更不说字句的个性化语言了。

　　

　　儿童少年识字不多，语言贫乏，在今天瞬息万变的世界，吸引孩子的东西实在不少，小读者已成为视听的一代，快餐文化让他们迷失了自己。在城市文化的另类污染下，中文的未来，不能不令人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