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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球之变作者：雷颐 何维柱摘抄1879年春，已卸任的美国第十八任总统来华游历，这时中日两国正因琉球交涉争得不可开交。在日本毫不讲理、咄咄逼人的压迫下，中方则尽一切可能挽回局面，由于格兰特访华后还要到日本游历，于是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与他见面时，先后都请与此毫无关系的格兰特到日本后从中调停，这也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吧。对此要求，格兰特表示愿意一试。历史上的琉球国位于日本九州岛和中国台湾岛之间，由三十几个小岛组成，其王城为中部的“首里”，即今天日本的冲绳县。在中国的明朝，琉球国与中国结成宗藩关系。明朝覆亡后，清王朝在问鼎中原不久即派人前往琉球，册封尚质为中山王，同时规定琉球每两年进贡一次。此后，所有王位继承人都由清王朝赐给镀金的银印，册封前只能称“世子”，册封后才能称王。最后一个琉球国王尚泰，就是在1866年接受清朝册封的。琉球不仅向清王朝称臣纳贡，而且使用清朝的年号，并常派官生到中国的国子监读书。不过，由于琉球离日本萨摩藩很近，多次遭萨摩藩侵略，在17世纪初萨摩藩甚至曾将当时的琉球国王掳往鹿儿岛。此后历代国王慑于萨摩藩的威胁，也向日本进贡，逐渐形成了中、日两属的复杂局面。清康熙朝以后，日本还在琉球设官、征租税、保护商旅等，但他们当时毕竟害怕中国，所以每逢清使来临，这些日本官员便事先躲起来。1871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废藩置县，立即开始了野心勃勃的侵占琉球、将其变成日本领土的活动。1871年11月，发生了台湾原住民误杀琉球人事件，日本天皇于1872年10月中旬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日本藩王，列为华族，其目的是为侵略中国台湾寻找借口。日本由于此时羽翼未丰，所以1874年侵占台湾的目的并未达到，但却得到了清政府的几十万两白银作为从台湾撤兵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双方签订的《北京专条》承认“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因此承认日本此次侵台是“保民义举”，这就为日本吞并琉球提供了口实。日本全权大臣大久保利通回国后，建议日本应采取断然措施尽快结束琉球的两属状态，要琉球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将琉球并入日本版图。1875年5月，日本政府命令尚泰晋京，停止向清朝遣使进贡并不得再接受清朝册封。在日本的压力下，琉球国被迫同意使用明治年号、执行日本法律、改革藩制、派遣留日学生等要求。但尚泰本人不愿前往东京，而且命令前往东京的官员恳求日本不要强断琉球与中国的关系，结果却遭到日本大臣的痛斥。尚泰不甘心就此亡国，决定向清政府求援，于1876年底派使臣乘坐一只小船出海，假装遇风漂泊，于1877年4月到达福州，投递国王密咨，要求到北京陈情。但他们只强调了日本的“阻贡”，而改年号等事却未告诉中国。得到消息后，清政府认为琉球并非战略要地，不值得过于重视，但如果毫不过问，又恐怕其他国家认为自己不能保护藩属国，引起连锁反应。由于清政府对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应有的认识，所以在1877年6月底轻率发谕，要琉球使臣全部回国，不必来京。同时要驻日公使何如璋“相机妥筹办理”，弄清日本阻贡的原因。何如璋于12月到达日本，与日本政府严正交涉，但日方态度十分强硬，毫无妥协余地。何如璋此时对日本的野心已洞若观火，主张中国不能坐视，要积极干预琉球问题，阻止日本侵略，甚至不惜动武。他坚定地表示在与日本交涉中如果自己的某一句话被日本作为挑衅的理由，那就请朝廷罢斥自己。但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等地方官则不主张如此强硬，李鸿章的态度一开始则颇为暧昧，他在给何如璋的信中一方面谴责日本“无理已极”，认为琉球确实值得同情，日本阻贡之举不能不争，并指示何在与日本谈判时可援引《修好条约》第一、二两款相争，并请总理衙门将数百年琉球朝贡的成案抄备，作为力争根据；但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琉球地势阻隔，中国干预的困难很大，因此主张“淡漠相遭”，实际表现出消极冷淡、不主张动武的态度。总理衙门认为何如璋积极干预甚至不惜动武的主张“过于张皇，非不动声色法”，认为还是“以据理诘问为正办”。总理衙门在其观点得到李鸿章赞同后立即上奏，得到首肯，清政府确立了以外交斗争为限、决不动武的方针。在与日本的一系列谈判中，何如璋态度坚定，毫不退缩，而日本仍坚持一定要吞并琉球，谈判事实上陷入僵局。1879年3月8日，日本政府决定废琉球藩，并派大批军警到琉球强制执行；4月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6月将琉球国王和王室其他成员移送东京。由于有只能限于外交的指令，何如璋在无奈之中认为不妨请一些西方国家出面调停，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他认为美国最有可能帮助调停。这时，正好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于5月末到达中国而后再到日本，于是奕訢和李鸿章都请他从中调停。而格兰特更关心的是中国华工赴美问题，当时美国国内强烈要求禁止华工赴美，希望修改原先有关条约。清政府此时有求于他，不得不同意“略予通融”。格兰特的活动为后来中美修改有关条约，铺平道路。格兰特于7月4日到达东京，由随员杨约翰同日本官员接触，调停琉球问题。日方声称琉球原系日本属国，同时攻击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说何行文外务省时言辞有辱日本之意，如果中方愿将此文撤销，日本同意商议有关问题。7月14日，何如璋派此时任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将琉球事件始末文卷译送格兰特，格兰特阅后认为中国理由充足，要杨约翰与日方讨论。经过一番了解，杨约翰认为日本国内有一股强硬势力难以妥协、准备与中国作战，遂写信给李鸿章，要李对此有所准备，提醒中国应当改革自强。在日期间，格兰特曾同伊藤博文、西乡从道等日本高级官员会谈，但一谈及琉球问题，他们就沉默不语，勉强表示要回去商量。眼见调解无望，格兰特就在8月1日分别致信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竟说：“日本确无要与中国失和之意，在日人自谓球事系其办，并非无理。但若中国肯宽让日人，日本亦愿退让中国，足见其本心不愿与中国失和。”反复强调中日“两国应该彼此互让，不致失和，似不必再请他国出为调处”，表明不愿调停之意。在琉球问题上一筹莫展、原将一线希望寄托在格兰特调停之上的李鸿章得此信后焦急万分，在这封给格兰特的回信中首先对格兰特的调停表示感谢，然后重申几百年来琉球即是中国藩属的历史事实，痛斥日本事后捏造证据的无耻行径。信中客气地承认格兰特这位“贵前主”要中日互让不致失和“诚为公平正大之论”，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强调“日本错谬在先，毫无退让中国之意。中国于前年台湾之役，业经忍让过分，举国臣民已形不服。今此事若再退让，于国家体制声名恐有妨碍”。他几近哀求地请格兰特继续调停：“未知贵前主与其太政大臣等如何妥商办法，使两国面子上均下得去。本大臣窃愿倾听下风，以待贵前主之指挥也。”大清王朝权倾一时、出将入相的中堂大人，不得不如此低三下四，既令人同情，亦令人可鄙。莫非此正应了“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老话？同时，他还请格兰特回国后，美国驻日大使仍继续调停此事，与中国驻日公使在东京“接续商办，务使两国归于和睦，感盼尤殷”。对他而言，美国调停可能是唯一的希望。同时他表示：“至敝国朝廷上下，皆欲认真整顿诸务，设法自强，以副贵前主暨杨副将殷勤属望之怀。”9月2日，格兰特一行离开日本，琉球“调停”毫无进展。但他在给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的信中却把责任推给何如璋，认为何如璋的第一次照会使日本人大为不满，是事情无法解决的关键，他认为撤销照会、撤换何如璋是继续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杨约翰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却不同意此点，他写道：“我看何之为人，实在谦和之至。”他认为何如璋的照会确实过于直率、有失礼之处，但他对李鸿章说：“至于何公使照会一节，此系细故，球事了结与否，及如何了结，与照会无干，可以不必追究。”他认为“照会”其实只是日本侵略的一个借口，他进一步分析日本必将好战，原因在于日本的改革使有二百万人的武士阶层失去特权，生活穷困，惟愿日本与其他国家打仗自己才有出路。杨约翰能从日本国内阶层变动分析日本将走上战争之路，在当时确属洞见。杨约翰不久还在美国一家报纸上撰文，“乃全指日本为不是”，日本官员对此忿忿不平；欧美许多国家的报纸转载此文，都认为日本对华过于傲慢。何如璋的助手黄遵宪曾写道，日本原来指责何如璋初次照会失于无礼，但“自杨约翰新闻一出，反谓其行文无礼，乃缄口不复道此，盖中间人补救之力亦不鲜也”。不过，杨约翰的看法毕竟只是他的个人看法，不是格兰特、也不是美国官方的看法，对日本更是毫无影响。而日本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提出了越来越过分的要求，清政府开始倾向对日妥协、同意其要求。因为日本狡猾地选择了一个最佳时机——这时候，正是中俄“伊犁交涉”越来越紧张的时期。在19世纪70年代初，俄国就占领了中国的伊犁地区；从70年代中后期起，清政府开始了收复伊犁的努力。从1880年初开始，中俄矛盾更加尖锐，俄国开始集结军队，特别是增强太平洋舰队；中国也开始在绵长的中俄边境部署防御部队。在1880年的大半年内，普遍认为中俄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级官员的主要关注点，不能不是以伊犁为焦点的中俄关系，而不可能是以琉球为焦点的中日关系。中国朝野普遍担心“倭为俄用”、害怕日俄结盟，甚至一向比较强硬的张之洞也主张同日本“连和”，“彼所议办商务，可允者早允之”，尽量使日本在中俄冲突中保持中立。此时栖居海外的名士王韬也写文章，认为中国不值得为琉球开战；倘真要打仗，也应等到中国强大到能冒此风险；虽然日本不讲诚信而且对中国的威胁不会消除，但尚不能与俄国的威胁相比；由于俄国已威胁到日本和英国的利益，所以中国甚至可能与它们结成三国反俄同盟。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准备基本接受日本的要求。但1881年2月底，中俄谈判取得进展，签订《伊犁条约》，清政府争回一定主权，中俄关系有所缓解。3月初，清廷发谕，正式否决了总理衙门与日本达成的妥协方案，日本驻华公使气愤地离华回国，表示强烈不满。以后的几年中，中日两国又多次因此交涉，并无结果，但日本实际巩固了在琉球的统治地位。中国的藩属国琉球就这样不明不白、不清不楚、不了了之地最终被日本吞并。清政府此时确实也无暇顾及琉球了，因为这时相继发生的法国侵略越南问题和导致日本干涉的朝鲜内乱问题，确实要比琉球问题重要得多。琉球终于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祭品；而琉球是中国传统的“属国”，中国此时却根本无法保护它免于被强邻吞并的命运，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宗藩体系”崩塌的一个最刺目的标志性事件。%，加权平均转股价值下降0.70元至84.47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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