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登 克洛斯

   　“客家”是民系之一名称。“客家”、“民系”概念的界定都要借助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完成。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了中原汉民族南迁史和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并从对客家民系和其他民系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演替的比较入手，通过对客家民系宋元以来迁移情况及其他四大民系之互动关系的分析，认为宋元以来的客家迁移基本上属于经济性移民，是客家民系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并据此把宋元以来的客家迁移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棚民经济型，二是农矿经济型，三是外向经济型，四是海外拓殖经济型。

　　任何一门严肃学科的形成和确立，首先都要选择恰当准确的基本概念，并把各种现象加以妥善分类、逻辑概括，使其适合于归纳运用。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客家问题的研究同样离不开这一规则。关于客家的界定和客家形成问题之所以存在种种争议和分岐，关键的问题也是在于对客家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含混与模糊。如何科学地界定客家和客家形成问题，是把客家研究推向深入的一个基本问题。要科学地界定客家概念，就必须使客家研究纳入科学的范畴、使之成为一门科学，为此，也就必须象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那样建构起一套合理的概念工具。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不少前贤硕彦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本文的内容也主要是在回顾他们的成果的基础上，以汉民族南迁情况及各支系的形成和地理环境为背景，探讨客家迁移特别是宋元以来迁移的情况及其与南迁汉民族的其他支系的互动关系。通过把客家迁移放在汉民族大迁移和地理环境以及与其他支系的互动的大背景中，必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客家在汉民族发展史上的共性与个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客家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一、民系概念是汉民族南迁史和客家研究中的首要概念

　　研究客家问题不能够单纯就客家论客家，而必须联系客家形成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从族属源流上来说，客家的主体是来自中原的汉民族，是汉民族南迁的一个分支，但汉民族南迁并不是只形成客家，还有其他支系，如果仅论客家而不及其余，那么客家的概念的建立就很难就站得住脚和具有学科的意义。３０年代初，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在研究客家问题时首先引用“民系”的族属概念来称呼汉民族南迁的各大支系。从罗先生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本著作来看，他主要是根据汉民族移民史和汉语方言区的划分，把南迁的汉民族划分为五大民系，即越海系（又称江浙系）、广府系（又称两广本地系、南汉系）、闽海系（又称福佬系）、湘赣系和客家系（又称闽粤赣系）。通过民系的划分，罗先生把对方言区的研究上升到了对各民系特别是客家民系族属源流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海内外学术界所认同和继承。民系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汉民族南迁史以及南迁汉民族各支系的形成、发展确立了归类方法和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且为各民系进行同质异质研究提供了工具。继罗先生对民系尤其是客家民系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学人对民系问题的研究继续伸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该书虽非专门研究方言与民系的关系问题，但两位学人从汉民族各大方言与移民、政区、经济、地理的民俗、戏曲的关系的研究之中，其广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论述，对我们研究汉民族各民系仍然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同时，客家民系的研究也推动了汉民族其他民系的研究。比如，闽海民系即福佬民系的研究，仅国际潮学研讨会就举办过多次，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每期２２万字以上的《潮学研究》已出版至六期，饶宗颐先生提出“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又如越海民系和广府民系的研究也是在客家民系研究的影响下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广府民系于一九九０年成立“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编印出版《珠玑巷丛书》即达十册之多；而越海民系则九十年代初即成立了吴学研究所，系统研究吴越文化。关于越海民系的研究成果丰硕，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民系”概念的研究和阐述，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丰富这一概念内涵的，当推王东先生，他在去年出版的新著《客家学导论》中，对汉民族与民系的关系、民系概念及其形成原因、客家民系的界定诸问题都作了系统的回答，成其一家之言。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阅读他的著作。这里，笔者综合他们的成果参以个人的心得，对民系这一概念和在汉民族研究中的作用作如下阐述，以作为本文讨论客家问题的一个基点。

　　民系他的内涵就是同一民族内部的各个独立的支系或单元，它涵盖了民族共同体内部多元一体的这一基本格局。但对于不同民系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解释，基本方法却不能不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据此，民系的理论基础是民族学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

    民系概念内涵的确定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他至少涵盖了四个特征：一是具有可比性。这就是说，不论南方的福佬、广府、还是越海、客家，均属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都可以通过民系这一基本概念的基本属性作类型化的比较。二是具有传承性。不论哪一个民系，其都是一个民族概念下的一个支系，是从属于民族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无论各民系发生何种变化，其族属源流都是汉族，其主体文化仍是导源于汉族华夏文化。三是具有概括性。汉民族南迁以后，各支系发展枝繁叶茂，不仅分处于南方各地，而且遍布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族属问题基本上也是属于南迁各支系派生的，对于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现象必须有合理的概念进行逻辑概括，海外华人社团也多是基于地缘关系建立的。从海内外汉民族各支系的族属关系来看，用民系概念去概括这些文化现象也是合理的，四是具有开放性。民系概念的提出表明，民系并不完全守定民族血缘和文化，而是一个充满创造和发展精神的概念。民系本身就是汉族本身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不同支系的称谓。因此，发展和创造精神应是民系的基本内涵。

　　据此，我们还可以对民系形成提出三条标准：１、移民是民系形成的基础；２、方言是民系形成的条件；３、共同的文化心理是民系形成的标志。反之，构成一个民系也必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据此我们界定“客家”的概念就容易了，客家即是指一民系，“客家”名称则无非是一指称的符号而已，其由来尽管不凡，但只是作为民系形成的一种类型罢了。据此我们还可以解答一些目前客家研究中的客家人界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几种非群体迁徒的客家人的界定问题。根据陈支平先生近年来的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除了罗香林先生所描述的秉承着中原士族的血缘而逐渐迁移到闽粤赣边界山区成为客家人的这一类型外，至少还有四种类型。这就是：一、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南迁时原为同一祖先，后来分支各处，有的成为客家人，有的成为非客家人。二、原为非客家人，迁入闽粤赣山区后成为客家人。三、原为客家人，迁入非客家地区后成为非客家人。四、客家人与非客家人交相混杂，反复迁流”。这是客家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类似的表述还可以有“会讲客家话的其他民系的人算不算客家人？”“祖上算客家人而现在已不会讲客家话的算不算客家人？”等等。对此，我们就可以根据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进行回答，我们认为，是否属于客家人，关键的还是在于心理认同，心理认同了，文化上的特征就会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判别客家人与否的一个标准。

　　（二）海外客家人的界定问题。海外客家人属于海外华人华侨的一个支系，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内地的客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随着华侨由“叶落归根”变为“落地生根”加入当地国籍之后成为华人，有许多的新一代的海外客家人甚至连华文都可能不认识了，更遑论客家话。据此，我们又如何界定他们的族属身份呢？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心理认同问题。英籍女作家韩素英（ＨＡＮＳＵＹＩＮ笔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先祖是梅县人，约在１６８２年至１７１０年迁移到四川省郫县。“到了十九世纪末，只有老一辈的人嘴上还带有一点儿原来的客家口音，我父亲的一代已经不会说客话了”。她的父亲名叫周荫桐，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英女士本身不会客家话而且是英国国籍，但她认为自己是客家人。认为自己是否客家人，实质上就是是否认同于自己与客家文化有无渊源关系，也即心理上的认同，这正是民系概念的确立与客家研究带来的学科意义。有了“民系”的基本概念的稳定和科学性，就有可能对相关的汉族文化现象进行妥善分类，从而比较汉民族南迁民系在文明方面的差异和特征，这正是“民系”概念建立对客家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二、中原汉民族南迁的三次高潮与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

　　汉族五大民系的分布与汉语方言区的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湘方言和赣方言区两个方言区的居民在罗香林先生的著作中被划分为同一民系，称湘赣民系。这主要是罗香林先生考虑到这两个方言区的人口源流上基本一致。据谭其骧先生在《湖南人由来考》以及曹树基先生在《湖南人由来新考》二文中的研究，今天的湖南人中，江、浙、皖、闽、赣等东方之人，占其中的９０％，因此，从人口的构成角度讲，把湘赣划为一系，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五大民系的形成和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先对六大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地理环境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进言北方汉民族的南迁和南方六大汉语方言区的形成时序。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大致如下：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而其他六种方言都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以南以东的东南地区。东南地区濒临东海、南海，属于地理自然区划中的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从地形条件看，这一地区属于我国三大阶梯中的最低一级，以低山丘陵为主，有众多的水系，如长江、钱塘江、赣江、珠江、韩江、闽江及众多的湖泊，如鄱阳湖、太湖、洞庭湖。特别是江南地区和鄱阳湖、洞庭湖周围，是著名的水乡泽国，河网密布。从气候条件看，华中地区属于中河蟹带地区，华南地区包括南河蟹带地区，华中区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季节分配比较均匀；华南地区则属于高温多雨的热带———南河蟹带季风气候，热量丰富，夏长冬暖，雨量充沛，降水量大，属多雨带，台风频繁。

　　在这广阔的东南地区，秦汉以前属于楚和吴越地区。是楚人和百越民族的聚居地。“经过历史上的三件大事，楚灭越，秦始皇灭楚和开发岭南，以及汉武帝灭南越和东越，南方的百越民族遂撤离大陆上的历史舞台，退居今日的南洋群岛，即现代南洋群岛印度系土著的来源”。这之后，东南地区地广人稀，成为居住于黄河流域所谓中原旧地的汉民族南迁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但是，我们追溯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民族大规模南迁，却同样也要从秦汉开始。大而言之，中原汉民族南迁可概括为一个序幕和三次大高潮。汉人大规模南迁的序幕是秦始皇揭开的，秦始皇派兵五十万征讨岭南地区的百越民族，设立了桂林、象、南海３郡，为了防止百越族的再次反抗，这批士卒被留了下来，但由于在越人的打击下，损失很大，最后留下来可能不足十万。这可视为中原汉民族大规模南迁的序幕。

　　越五个世纪后，是从西晋末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汉民族人民大南移，形成中原汉民族南迁第一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秦雍流人”（指当时居住在今日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的人民）到达的主要地点是洞庭湖流域；其二为“司豫流人”（指当时分居于今日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的人民），到达的主要地点是鄱阳湖流域；其三为“青徐流人”（指当时分居于今日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的人民），其到达的主要目的地是太湖流域。东晋南朝当局在从建康（南京）以西至洞庭湖北的大江两岸布满了许多侨置州郡，以安顿这些流民。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超过秦岭—淮河­线并成为五大民系的基本源流。

　　第二次移民大高潮就是唐代中叶的天宝至德年间至唐末，由于安史之乱引起了北方民族南迁。这次大移民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移民集中居住的地区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南腹地，湖南的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这次移民的规模，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豫南鄂北）百姓、两京（长安、洛阳）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及置荆南节度使”。据吴松弟研究，第二次移民大高潮“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南迁为广”。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北方人口比重也由北重南轻转变为南重北轻。
　　第三次中原汉民族南迁的移民高潮就是两宋之际，这次南迁又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即从靖康元年至南宋灭亡。移民总人数约５００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对南方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唐后期五代形成的全国人口分布和经济文化地位上南重北轻的格局，并一直持续到近代”。

　　至此，中原汉民族大规模南迁结束，东南地区的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基本上形成，南方五大民系就是在这样的中原汉民族南迁的移民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民系方言的产生乃是不同阶段中原汉民族南迁规模、数量、方式及所在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和资源条件所决定的。不同民系方言产生的时间是不同的，这是构成民系的一个基本条件。关于六大方言的形成时间问题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且基本一致，再则本人对此素无研究，仅综录有关成果，各方言形成时序如次：在七大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形成的。吴语在六大方言中最为古老，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时代太伯仲雍的南迁；湘语的形成晚于吴语，湘语源于古楚语，粤语晚在秦代才形成，闽语的形成比粤语更迟，大约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赣、客语的形成最晚，大约在唐末五代才形成。

    三、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五大民系的定型

　　前述的中原汉民族南迁的不同历史阶段，使各汉民族南方民系主体居民源流构成也存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性，并进而影响到了各方言形成在时间上的差异性。但是否就此认为汉民族各大民系的形成就有先后之分呢？如前所述，民系的形成标志应是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移民和方言只是基础和条件。没有移民和方言就谈不上民系的产生，但有了移民和方言未必就等同于民系形成，只有共同的社会心理形成才是民系形成的标志，而不同民系社会心理的形成又是基于共同的文化特点的形成。共同的文化特点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它的形成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也受自然条件的一定影响。共同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或整合系统，而不是若干文化因素的偶然堆积。在秦汉以来汉民族自北而南的数度大迁移中，随着不同南迁支系的流布，原有的汉文化不断加入新的因素，使汉文化整体不断发生变化，对于各民族来说，这些文化因素经过历代相传，并在各地有所发展，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其中比较稳定的文化因素如生活方式、家庭制度、宗教信仰、历史传说、文学艺术、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就构成了一个民系有代表性的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各民系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点是经过不同民系之间的接触乃至相互交流才体现出来的。这五大民系虽然在宋元以前都有共同的汉民族的源流和产生了不同文化事象，但在南方却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是相对隔离的。如果没有发生接触和交流，仍然不能使各种文化归类，不能比照出各种民系。反之亦然。宋元以后，北人南迁已告结束，五大民系聚居的东南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十分频繁，通过文化上的比照，就体现出了不同的民系心理。只有在不同民系经过文化接触后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各民系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形成和确立，这正如生命一样，如果仅只有受孕和胎儿，还不能算生命的诞生；只有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在唐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和南迁汉民族各支系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五大民系即告形成和确立。

　　但是，同处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五大民系，就基本的生产生活环境来说仍然是有差异的。大而言之，东西走向的南岭和东北西南走向的雪峰山、罗霄山、武夷山脉是东南地区的主要山脉，是除长江外的其他诸江河的发源地和分水岭。客家民系即处在这罗霄山、武夷山与南岭大山脉交界的闽粤赣边山区，相对闭塞。这一地区直到明代，仍不是中原、江淮和华南、福建联系的要冲之地，而其他民系的基本生产生活环境也不乏丘陵山地，但相对有一些较为宽阔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较低旷平坦。如越海系处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有太湖平原和钱塘江三角州；湘赣系处在鄱阳湖流域和洞庭湖流域，有鄱阳湖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广府系处在珠江流域，有珠江三角洲平原；闽海系处在闽江、晋江、九龙江、韩江流域，有福州平原、莆仙平原、漳州平原和韩江三角洲，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各民系形成和确立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是，虽然南迁的汉人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各自独立的五大民系，但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联系却更趋紧密，各民系之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宋元以来五大民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相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以下三个方面走出了相对不同的特色，共同造就了东南经济的繁荣，继续超过了北方，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成果：

    １、宋元以后各大民系均面临着人多地少的问题，扩大耕地的不同方式第一次展示了五大民系的经济特征。在越海系，主要是围湖造田；在湘赣系主要是筑垸造田（圩田）；在闽海系主要是面向浅海，荡地造田发展海洋渔业和海外贸易；在粤海系则主要是筑堤围垦，营造沙田；而客家系则主要是开辟梯田。东南地区人多地少的问题在此前从未出现，宋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此使各民系创造出了不同的农业景观。

    ２、宋元以后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方面遵循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在越海系，主要是手工业为基础的市镇经济蓬勃兴起，棉纺织业十分发达；在湘赣系则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成为商品粮区；在闽海系则兴起私人海商集团，扬帆海上；在粤海系则开始形成以商业性专业化农业区为基础的花繁果硕的商品经济。而客家民系则主要发展以山地资源为资料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经济。

    ３、宋元以后东南五大民系都较早陆续和近代西方文化发生接触和交流。这种接触与交流的层面主要是和各民系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大体来说，越海系、广府系、闽海系地处沿海，接触较多，湘赣系、客家系地处内陆地区，接触相对较少。但由于客家系与闽海系、广府系毗邻，所以相对来说又比湘赣系更多一些。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构成了五大民系稍有差异的心理特征。但心理定势一旦形成，又对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具有超越性，而表现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传承。这正是宋元以后客家民系迁移面临的背景，我们只有正视五大民系发展的不同形式和特点，才能更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客家民系的特征。下面进言其基本情况。

    四、宋元以来客家民系迁移的四种类型及其与南方四大民系的互动

　　根据前面对民系的界定以及民系形成的标准，南方五大民系都可以从北方汉民族南迁史上勾勒出本民系的南迁史，从这一点来说，客家民系和其他民系并无太大的差别，正因为如此，本文也就不再特别罗列客家民系在宋元以前的迁移情况。但是，自宋元以来。当北方汉民大规模南迁已告结束，而南方五大民系业已形成时，客家民系迁移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就其与宋元以前的北方汉民族南迁相比，还是与宋元以来的其他民系移民相比，都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宋元以来的客家迁移才是客家民系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如果说宋元以前的北方汉民族南迁是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造成的，可称之为生存型的移民的话，那么宋元以来客家迁移主要是由于开发山区的需要产生的，可称之为开发型或发展型的移民。宋元以后客家迁移规模远比此前作为汉民族支系的迁移要大得多，既有陆路的迁移，也有海路的迁移；既有国内的迁移，也有国际的迁移。基本上属于经济性移民。

　　宋元以来客家民系与南方其他四大民系处于接触和交流比较频繁的阶段，客家民系始为社会和世界所识，这种接触和交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客家移民的方式实现的。之所以会出现移民式的交流，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多的因素。闽粤赣边区的人口增长在宋元以来是比较快的。宋元以来客家迁移的具体情况已有另文专述（笔者《论客家民系经济方式的原始及其导向》）。这里仅大而言之，把宋元以来的客家移民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可称之为外向性经济型。这次移民时间是宋末元初，以至明中叶，其迁入地主要是闽西南、粤东的惠州、梅州偏僻山区一带，这次迁移被罗香林先生称为客家第三次迁移。主要是和闽海系发生互动。粤东北、闽西南山区在明中叶之前基本上还是属于“瘴疠之乡”，山岚瘴气弥漫。康熙《程乡县志》载：“程之气候，正月桃花十月犹菊，虫蛰未启，桐木先华，深秋不霜，隆冬不雪，盛夏之际，炎湿相蒸，衣生煤醭，盖阳气太泄，阴气常郁，故晨多雾，昏雨即寒凉。昔人所谓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目为瘴乡有以也夫”。大体上可以类表这类型移民的迁入地区的初始情况。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和沿海的闽海民系的私人海上贸易相关联，以山区资源的开发为中心发展土特产和手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第二类型可称之为棚民经济型。这次移民时间起自明中叶至清初期，主要迁入地也是闽东浙南山区和赣南、赣东北、赣西北、及湘东山区。主要是因为越海系江南棉纺业的发达和湘赣系商品粮的发达。刺激了对染料蓝靛等经济作物的需求，受此牵引，客家民系的一部分迁徒到越海系的毗邻山区发展以蓝靛为主的商品性经济，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棚民经济。据曹树基先生研究，从清朝初年开始，赣、浙、湘、粤、桂五省接受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到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约为４００万。

　　第三种类型是农矿经济型。这类移民时间是继清初棚民经济型和移民之后产生的，直到清末始告结束。罗香林先生称之为客家的第四次迁移，主要目的地广东西部、广西地区、四川和台湾。从事的职业多是农耕与采矿。主要是和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发生互动。这次移民的原因是由于沿海禁海令的解除造成大量的地旷人稀地带以及四川因清军与张献忠农民军长期作战造河蟹烟稀少，清政府招募移民入垦。这一类型的移民有两次事件：一是广东西路的“土客械斗”事件，是客家民系和广府民系的大械斗。这次械斗“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二是台湾的“六堆枋寮闽客械斗”事件。

　　第四种类型可称之为海外拓殖型。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向其他国家的迁移方式主要通过海路，我们统称为海外移民，这类移民主要是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吸引而迁移的，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叶，地理大发现后，不仅开辟了大西洋航路，而且将原先相对独立的四个航海贸易地区，即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贸易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欧洲商人在以澳门、台湾、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雅加达）为基地，围绕中国货源展开各种形式的转贩贸易。客家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可以追溯到宋朝。但客家人大量移居海外应是清朝乾嘉以后的事，这次移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主要迁入地是中南半岛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及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婆罗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及东帝汶。此外，其他各地亦有零星分布。现在海外客家人大约有５００万。海外客家社会经济虽然同属于华侨华人社会经济，但如果从民系角度来看，我们仍可以看出海外客家社会经济与海外广府社会经济、福佬社会经济之间的一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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