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以后，从魏晋到隋唐，楷书逐渐走向成熟，达到顶峰。与此相比，曾经辉煌一时的隶书书法衰落了，到了宋元明以后，声名鹊起，鲜有书法家因隶书而成名。这种现象直到清初才有所好转。
清初出现了一批书写隶书的书法家。在这些书法家中，王世民因其显赫的地位和独特的书法风格，受到当时人的推崇，对后世影响很大。
王世民(1592 ~ 1680)，本名荀之，号、西麓老人等。江苏太仓人。由于祖上的突出贡献，他没有经过科考就做了官。24岁成为负责管理玉玺的尚宝成。后升任太常寺邵青(掌管宗庙祭祀礼乐)，仍掌管尚宝成。
王世民隶书陶渊明诗轴111.259.5cm，北京故宫博物院只认为他重于仕途，偏爱笔墨。崇祯五年(1632年)，他因病辞官，住在西天的别墅里，致力于绘画研究和创作。清军入关后，王世民为保命投降，继续隐居山林，潜心书画，最后成为大家。
pan style="font-size: 14px;letter-spacing: 2px;">当时王时敏的绘画成就实在太高，其书法为画名所掩。其实
他诸体皆善，其中隶书成就颇大，与朱彝尊、郑簠被称作“清初三隶”。
王时敏出身显赫，家中古书、名画收藏丰富，且大都是名迹，像当时很少传世的李成的画他都能够见到，这对他研习书画助益良多。他隶书早期受到唐隶的影响，布局均匀、点画沉厚字形方整，用笔间常夹杂楷法，八十岁以后达到“人书俱老”的境界，风格直追秦汉。
观王氏书法，以《受禅碑》和《夏承碑》为主要的取法对象。一方面吸收借鉴了《受禅碑》和格特征，笔法上多存篆籀笔意，骨气洞达，神采飞扬，端庄稳重有庙堂之气。同时，又能够别出心裁，自出新意。
王氏隶书在章法上一改汉隶中字距舒朗，行距紧密的特点，王时敏反其道而为之，在书写中刻意使字与字排列紧密，行距加大，这一特点给人以“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形式美感，这种章法安排在前代的隶书中是非常少见的，是王时敏书法的一大特色。
用笔上，起笔多用方笔，斩截爽利；行笔逆人平出提按自然；收笔或露或藏，不刻意为之；用墨多用浓墨干笔，线条多有飞白，笔画苍劲，笔力雄强，有锥画沙，屋漏痕之意。王僧虔《笔意赞》中云：“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
在“形质”上，王时敏推陈出新，其隶书浑厚朴茂，凝重道劲，率直自然，豪迈纵逸的“神采”得汉隶神似，有秦汉风范。但是在今天看来王时敏的隶书还是有很多的不足之处的。
由于年代久远，汉代碑刻到清初能够见到的极少，王时敏的隶书一定程度上没有摆脱唐代隶书的影响，比如，隶书中夹杂楷法，结字喜欢使用别字等都是唐代隶书的典型特征。唐隶别体杂出，有意圭角，这些特点与汉人迥异。
书法大家包世臣在《艺舟双楫·国朝书品》中对王时敏书法有如下的记载：“平和简静，道丽天成，曰神品。酝酿无迹，横直相安，曰妙品。逐迹穷源，思力交至，日能品。。逸取天趣，味八从卷轴，若能以古为师，便不外于妙道……逸品下十六人王时敏行及分书。”
包世臣纵观整个清朝书法史，将王时敏隶书放在逸品下的第一位是十分客观的，由此可知王氏书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着“楚调自歌”的问题，但是却能够“不谬风雅”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
包氏的评价仅仅是站在艺术的角度来讲的，如果将王时敏的书法放在整个清代书法史中综合来评价的话，其对以后清代书法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并且这种意义远远大于王氏隶书艺术成就本身。
清初，董其昌书法大行其道，一时间风靡海内。董书的缺陷，学董的弊病，加上董氏书风的极度流行，引起书坛有识之士的极度不满。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得到董氏亲授的王时敏在书法上却没有完全以董为师，而把目光投向汉代隶书碑版，并用毕生的精力去研习，这必然引起时人的关注。
此外，再加上王时敏在画坛上的盟主地位，引来一大批王氏书法的追随者，像戴易、郑簋等这样的隶书名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王时敏的影响。这一时期一改宋元以后隶书衰落的局面，出现了“隶书中兴”的景象。在以后的扬“州八怪”中金农、郑燮等人书法风格的形成都受到了王时敏书法的影响。
事实上，仅从艺术角度来讲，王时敏的很多追随者后来居上，书法艺术反而超越了王时敏，但是这种超越在很大程度是以王时敏的书法思想和实践为指导的。随着“隶书中兴”的进一步发展，加上考据学，金石学的兴盛，清代书法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前朝的姿态登上书法史的舞台，“碑学书法”开始逐渐替代帖学书法，并成为清朝书法风格的主流。这和王时敏的先导作用是分不开的。
因此，王时敏书法的价值和影响不只是停留在笔墨上，王时敏在书法上直追秦汉的主张和亲身实践，开清代“碑学运动”之先河，起到了导火线的作用。
引领一个时代书学新风气功不可没，千古留名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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